杨守敬日本访书传佳话

不夸张地讲，几乎所有研究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著作中，都不能不提到一个名字—杨守敬，以及他成就的一桩大事业—日本访书。

杨守敬(1839一1915)，字惺吾，晚号邻苏老人，湖北宜都(今枝城市)人。在他70余年的人生历程中，尽管生活常常窘迫，求仕也屡遭不第但这并未影响他对学问的孜孜以求。杨守敬研究学问，涉及非常广泛，从他流传于世的80多种著作中可以看出，他在历史地理学、版本目录学、金石学、校勘辑佚学、经学、小学等学科上都有不凡的建树。他还擅长书法，尤精行草，对书法理论也提出过独到见解。因而深得海内外学术界的景仰。

杨守敬一生最辉煌的时期是他在日本充当清朝公使随员的四年(1880一1884)间。在这短短的四年中，他做成了两件了不起的大事，一是把日本书法引上了近代化的道路。这一成就使得他在日本书坛受到超乎常人的尊崇，被奉为“近代日本书道之祖”，还称他是`旧本书道的大恩人”。二就是在日本访书，搜求到大量中土罕见的珍本汉籍。这件事不仅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，同时对中国近代古文献学史也曾产生过重要影响。

杨守敬赴日，是应老友、当时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的邀请而去的。初到之时，由于正、副使之间的矛盾，他的随员名分一直未定，半年多后才以“英语通译”的身分受事，实际上是一个只拿棒禄没有事干的闲散职务。闲暇之下，杨守敬乃日日游逛于东京的书肆之间，他惊喜地发现，书店中有成捆成捆的汉文古籍贱价待售而无人问津。翻览之下，使他更加惊诧不已的是，其中不少书是中土稀见甚至是久已失传的珍本秘籍。看到这一切，他不亚找到了一座宝库，于是倾其囊中所有，购求不已，不到一年，就已得书三万余卷，到他回国的前一年(1883年)，据他自己说，已在日本搜书几十万卷，其中秘本就有几万卷，宋版书达到560册。

杨守敬之所以能在日本有如此巨大的收获，主要是因为他赶上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，并且很好地把握住了它。当时的日本正值明治维新之后，整个社会掀起了一场崇尚西学、蔑弃旧学的风潮，藏于各处的汉文古籍因被视为无用而纷纷散出，弃之犹如敝履，这其中有些是在日本流传千年的珍贵版本或抄本。

回首往昔，汉籍东传日本，历史是非常久远的。早在隋唐时期，日本的遣唐使、留学生和留学僧等就从中国带回去大量的典籍。编纂于日本宽平年间(889-898)的(日本国见在目录》共著录书籍1579部，达16790卷之多，大致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概况。以后直至近代之前，汉籍东传始终是中日文化交往的主流。而日藏汉籍回输中土，虽也可追溯到十世纪后期，但大规模地返回祖国还是在清末民初之际。其中，杨守敬的访书无疑是最有名一次。

杨守敬在日本的访书，尽管时机恰好，但也并非一帆风顺，正如他自己所说是“苦心搜罗”，其中的酸甜苦辣在他后来出版的著作《日本访书志》中多有记载。如他藏书中的南宋刊本《尚书注疏》20卷，在国内早已失传。杨守敬到日本后，多方搜访，始知此书藏于大阪某人家，于是托人去买，往返多次，因对方索价过高而未成。此事杨守敬一直萦绕于怀，待他回国之时，道出神户，遂亲自去大阪物色之，但那人仍居奇不肯出售。杨守敬想，此书是海内孤本，交臂失之，必成遗憾，于是乃倾囊购之。然而杨守敬毕竟是一介寒士，资财有限。他在日本的访书，除了购人外，还用随身携带的汉魏六朝碑帖及古钱、古印等与日人交换;而藏于日本官军秘阁之罕见珍本，求购交换不得，则千方百计地借出影抄或摄影，真算得上是弹精竭虑，不遗余力。这里我们不妨摘录一段杨守敬与日本藏书家森立之的笔谈(用笔写在纸上谈话)，从中可窥见一斑：

杨：公珍本皆不肯沽，是以我深叹息。若肯沽，我之大幸也。
森：君以吾所爱书恳求，其心志卓然，窃迎其德。然吾亦同好事，故不许出门。各不得已之至，遂如此尔。
杨：公不让我，他日我不能豪夺，我将巧偷，公其善防之(见森立之《清客笔话》)。

言语在不失幽默之中，透出一股志在必得的决心，读后令人感佩不已。正是凭着对祖国文化遗产的这种挚爱之情，杨守敬不辞劳苦，倾力收书，虽囊真索然而不少悔。

对于搜访到的古籍，杨守敬也并不是藏于高阁，秘不示人，而是积极刊布流传。从他到日后的第二年起，在继任公使黎庶昌的支持下，就请来日本著名刻工，将26种国内失传或罕见的珍版汉籍照原样翻刻出来，汇成《古逸丛书》一书。在督印该书的过程中，他表示出极端认真严谨的治学精神，白天与刻工一起磋磨雕版善恶，夜晚则独自灯下校书，撰写校勘札记，几乎通宵达旦，其博学刻苦的学者风范令日本各界深为敬服。有一段杨守敬在日本的佚事至今还广为流传：当年在刻(古逸丛书》板片时，日本刻工对自己要求极严，他们往往先选出一位技艺最好的人刻出样板，其他人则照此摹仿刻之，几可乱真后，才使其动工。尽管如此，毕竟仍有高下之分。而杨守敬的眼力也着实厉害他可以直接拿起工人所刻，不用印刷样本，即以白板分出好坏。有一天，杨守敬来到刻书店，看见18位刻工齐刷刷的坐成一排。店主人对他说：“我国工人皆苦先生眼力之精，不能一毫假借。今此18人中有一领袖，先生试以10板阅之，谁为领袖所刻?如不误，则真我国所未有矣。”杨守敬寻绎再四，拈一板说：“此当是领袖所刻。”一时间，众人起立，掌声如雷。第二天，日本报纸报道此事，皆诧为异人。而《古逸丛书》的初印本，由于选用日本美浓纸印刷，洁白如玉，墨如点漆，看上去令人赏心悦目。因而传回中土，也得到众多赞扬，几于宋堑元刊等视。其书在文献版本学上的价值，更为士林所推重。

杨守敬在日本大规模地收书、刻书，同时也震动和唤醒了日本学术界的有识之士，他们开始认识到盲目地追求西化，毁弃汉学文献是非常不理智的行为。于是乃不惜重价，纷纷争购旧籍，一时间书价腾贵，得一明本已属不易。对此，杨守敬不但未感到不快，反而十分欣慰。他认为，以自己一人对汉籍的热爱，使日本学人重新看到了汉学古籍的价值，不致再有摧烧之举，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好事。由此，我们不难感觉到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对祖国文化的之心。

光绪十年(1884)五月，杨守敬差满回国，所获书籍亦悉数舶载而归，并先后于黄州和武昌筑
“邻苏园”、“观海堂”储之。这些宝藏后来一直伴随杨守敬，并在他晚年的学术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他完成了诸如《日本访书志》、《留真谱》、《水经注疏》、《水经注图》、《历代舆地全图》等数十种著作，受到当时学术界的高度评价。著名学者罗振玉就曾称赞杨守敬的地理学与段玉裁、王念孙的小学和李善兰的算学是清朝三绝学。

1915，杨守敬在北京逝世。1918一1919年间，他的大部分藏书由其后人卖给当时的民国政府。其中珍本多被划归故宫博物院，余下版本拨给松坡图书馆。抗日战争爆发前，出于安全考虑，故宫文物南迁，观海堂藏书也在其中，后被运到台湾，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。松坡图书馆藏书，解放后则归入北京图书馆。至此，倾注了杨守敬大量心血的观海堂藏书，在海峡两岸都得到了妥善保管，这无疑是杨守敬和我们这些后人都希望看到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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